金像访谈 | 林添福：找寻时代记忆的遗产
第十四届中国金像奖获奖者、来自台湾地区的摄影家林添福，把自己人生几十载时光交付给摄影，也用摄影记录时光的痕迹。从数十年积累的《独龙族的冬天》《半个世纪的爱》等长期项目，到花甲之年后突破个人艺术表现方式的《湿版冰花的前世今生》，他始终没有在摄影的道路上停下脚步，以不懈的追求更新自我，以扎实的画面撼动人心。而他的创作也随之向深、向广，体现出对时代性、社会性、人文性的探索。与本报记者李倩的对谈中，他真诚地分享经历，也坦率地表达观点，在重拾一段段往事的过程中道出对摄影的执着和勤思。
李倩：您从高中时代就开始接触摄影，是哪个时刻让您确定摄影可以成为终生的事业？
林添福：我在校主攻美术工艺，摄影也是必修课，我在学生时代就热爱摄影。但我退伍之后，老父亲年事已高，弟弟也入伍了，如果我不帮家里干活，父亲绝对不会对外招募工人。我虽然认命，扛了一年多的煤气罐，但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摄影，深刻体会到不能拍摄对我是怎样的折磨。所以，即使后来做了一段时间自由摄影人，三餐不济，我也觉得很开心。那时我就想，这辈子跟摄影“干”上了！
也许就是因为家庭原因，我总是会寻找离家很远的地方、离家很远的题材拍摄。这也促使我独自一人在1989年就翻越高黎贡山，跟随着马帮足迹进入独龙江流域，探寻遥远、陌生又神秘的独龙族。
李倩：您担任过艺廊总监、杂志社社长、图片社负责人，创办过摄影节、自媒体平台。这些经历给您的摄影带来了什么？
林添福：这些事情大都是在不影响摄影的情况下做的，或者与摄影相关。20世纪90年代，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摄影家合伙开了台北摄影艺廊，举办了许多摄影展，还出了摄影杂志，我义务兼任艺廊总监与杂志社社长。至于图片社负责人，就是我的个人工作室的一个头衔。不过，这些超出摄影本职工作的业务，让我更广泛、深入地接触了摄影。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观看了安塞尔·亚当斯、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乔·彼德·威金、今道子等名家原作，这无形中开拓了我的视野，让我了解到，对于一个优秀的摄影家来说个人风格的重要性。1991年我发起了台北摄影节，在参与这些摄影节策划、组织的过程中，原本是尽一份摄影人的心力，却也助力了我自己的提升。
李倩：您摄影的面向非常多元，比如曾经连续多年在知名时尚杂志担当摄影师，也长期围绕现实题材展开记录，甚至会对湿版这样的古典工艺进行实践创作。您怎么看待这种“角色”的转换？
林添福：在40多年的摄影生涯里，我曾帮助许多知名杂志社拍摄，而真正任专职摄影工作的，是在台湾地区的《大地地理杂志》和《大人物》杂志。自1992年，我陆续为《ELLE》（世界时装之苑）、《VOGUE》（服饰与美容）时尚国际中文版拍摄，这些也是我作为特约摄影师的收入来源。而我于20世纪80年代出道，适逢台湾纪实摄影兴起，自然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拍了30多年纪实摄影，近年我也面临着路线的转型。回到1851年发明的湿版摄影法，是我采取逆向思维的一种方式。2004年，我去云南省弥勒县的红万村拍摄祭火，受好奇心驱使，我来到了邻近的陶瓦村。除了对传统祭祀感受深刻之外，村民的亲切、热情也让我充满激情和感动，后来我每年都会到陶瓦。但也因为拍的时间太长，最后不知道如何以统一的表现方式来呈现。直到2015年，我与摄影家何经泰等人组织了一个班，学习火棉胶湿版摄影法，自然地把湿版摄影法用于陶瓦村的拍摄。最近3年，我持续专注湿版摄影，每年用的湿版黑铝板超过100公斤，大概1200张。
李倩：从这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出您对少数民族生活的执着关注，而且有的专题一拍就是二三十年。这种关注从何而起？
林添福：我对于遥远、未知的少数民族有种莫名的偏好。跟少数民族同胞相处，只要你真诚，不用担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拍摄这一系列题材源于1987年的一个决定。当年6月，我与《大地地理杂志》的文字编辑一同到台湾花莲太鲁阁做高山族太鲁阁人的专题。当时我听一个太鲁阁老妈妈回忆往事，述说当年被其他部落男子抢亲，因已有心上人抵死不从，后来趁机逃脱，和心爱的人结婚，已有50余载。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但那时我觉得难度太大，只好深藏心底。同年冬天，我根据杂志社的安排，进入大陆做长江三峡的选题。在湖北巴东，我用拍立得为土家族老人拍照。当影像慢慢地在相纸上显影出来，老人的表情变化让我无法形容。那简直是神奇的时刻，这就是我想做的。后来，我看到中国日报海外版上一则小文章，是关于马帮成群结队，从怒江大峡谷翻越高黎贡山为独龙族送封山过冬的物资。一个地方竟然一年中有半年与世隔绝，这对于生长在四季无冬的宝岛的我来说，无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回到杂志社，我就找到云南地图，常常看着怒江大峡谷……1988年冬天，杂志社要拍摄云南滇缅公路，滇缅公路途经怒江坝，我便提议拍摄独龙族作为子专题。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出发前的午夜下了一场暴雪，大雪封山，进不了独龙江。第二年，我为了进入独龙江，只好把许多摄影人梦寐以求的《大地地理杂志》的专职摄影工作辞掉，因为杂志社不可能连续两年让我去拍同样的题目。
《独龙族的冬天》，是我一生最关键、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我放弃了135相机灵活抓拍的方式，摆脱了纯记录式的拍摄观念，采用被摄者直面镜头的形式，营造仪式感。《独龙族的冬天》的回报是丰硕的，展览和摄影集按计划完成，媒体报道在当年可谓是盛况空前。《独龙族的冬天》告一段落后，我又恢复了自由摄影人的身份。没过多久，随着美国《人物》杂志的中文版创刊，我的《半个世纪的爱》专栏提案被采纳，并且创刊号刊登的四川大凉山彝族老夫妻的照片受到总部表扬。后面的一系列拍摄也就顺理成章了。
李倩：您曾经表示希望“用影像留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记忆”。以您拍摄的《半个世纪的爱》为例，什么是您认为需要被留存、被记忆的重要核心？
林添福：拍摄《半个世纪的爱》以来，我一直感到自豪和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在中国各地认识了各民族的一些老夫妻，用影像留下了他们的情感记忆。他们大多出生在20世纪初，他们的婚姻生活几乎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社会历史的缩影和见证。走进这些老人漫长而奇异的婚姻世界，无异于一次次考古探险。他们没有能力，也没什么渠道能够讲述他们的故事。我觉得应该为他们，也为我们自己，去做点什么。30来个年头，我已保存了近400对老人的容颜影像。而我之所以要寻找一个个“半个世纪的爱”的故事，主要是因为我要展示的是百姓故事，是真实、接地气的婚姻样本。
李倩：您如何平衡拍摄题材和拍摄方式的选择与配合？您认为在处理这二者关系中，摄影人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林添福：我重视题材的选择，尤其注重题材的独到之处。可以说，有好的题材，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其实拍摄少数民族题材，甚至少数民族同胞环境肖像的并不在少数，但许多朋友还是为《半个世纪的爱》这个选题感动，可见题材的重要性。当然，拍摄方式也很关键，要与时俱进，要有独特风格。好的题材与表现形式，都不是放在购物车里任人选择的，而是要靠创造性思维能力，想到别人想不到的，然后找到恰到好处的表现形式。
我们必须了解摄影史，熟知各种流派的“门路”。对于前辈的创作，尤其是与自己所拍类似的题材，做到心中有数，能避开的就避开，不能避开的趁早另谋他路。当然，现在要我们凭空想出没人拍过的题材，也是极不现实的，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我认为，有时候“功夫在诗外”体现在要跳出来看问题，不要钻进死胡同。我在创作上采用逆向思维，就是对拍摄方式大胆尝试。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在生活中触类旁通，或者从前辈的荣光中得到启迪。
文章刊发于《中国摄影报》·2023年·第55 期· 2版
摄影：林添福
采写：李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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