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奇杯”从第一届发展至今，整体投稿质量明显提高，实现了从量到质的飞跃。我认为这是件令人欣喜的事情。依稀记得第一届时还没有分门别类，评委之间又多分歧，争论不休。到后来，逐渐渐成不同的专业方向，又有了推荐制度。不断的创新与完善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令人惊喜的局面。

这些入选作品中，既有高校学生作品，也有纯艺术创作的作品，完成度高，有质有量，甚至可以放在一个画廊里做个当代艺术展览。我想这与“伯奇杯”一直以来的坚持、推广，以及摄影价值观上的导向，都是密切相关的。我认为，在国内的众多摄影活动中，“伯奇杯”独具特色，属于专业性很强的。

何谓“创意”？其实很难归类。“创意”在当下语境里，意味着非记录现实的摄影。不同于新闻摄影、报道摄影，“创意摄影”诠释的更多的是作者本身的思考及创意，是这些方面的综合性体现。

“创意摄影”主导出了一种新的关于摄影的价值观，这是符合当代需求的。提到“创意摄影”，不得不提邹伯奇。其实，我们并不一定在意是否是他发明的摄影，我们更在意的是，在19世纪中叶，摄影刚诞生不久，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像邹伯奇这种乡绅，他应该更喜欢的是琴棋书画、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但他反而选择了摄影、照相机，选择了测绘这种西方的科技，这就与他所处的环境，以及广东地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有关。由此，我们定义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那其实也正是摄影史的开端。能在邹伯奇的故乡举办这一活动，既是跟开创者的对话，也是与历史的对话。

人们称现在为“后摄影时代”，数码相机的发明，手机摄影的进步，使得摄影俨然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摄影作为一种语言，已不再停留于曾经的那种仅仅是审美或者图示的时代。既然如此，我们的思维也就需要随时代而变。我们从摄影的发明讨论到现在的社交网络、虚拟影像，最后大家一致认同，技术手段不是评判的标准，而是你如何诠释作品以及作品的内容意义。既有手段，你可以用最原始的湿版、银版，可以用湿版技术拍摄当下社会，也可以用VR影像呈现1842年的景象，任何技术手段都可为之所用。除却技术手段，我们急需思考的就是摄影价值观问题，即摄影通过功能作用所呈现传递的观念。

中国山水画有一种与西方艺术思想不同的理论——“仿”，即指以敬古为由，摹仿先辈大家之风，反复进行各种风格实验，最后创造出独特的个人风格，这其中以晚明的董其昌为集大成者。而传统山水意象于摄影的运用，在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就一直有人进行尝试，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民国时期的郎静山，但郎静山更侧重于东方符号拼贴式的画意摄影。在数码技术愈趋成熟的今天，借用传统山水画的图式，运用复杂而细密的后期拼图技术，将当代中国城市景观PS成古代山水画的摄影作品也应运而生，其中的佼佼者就有姚璐的《中国景观》和杨泳梁的《蜃市山水》。再说“印象派”的产生，由于当时科学发展对于光学、物理的认知需要，一个新的认知便产生了印象派莫奈的画、修拉的点彩，即现代印刷术。事实证明，科学技术永远都是艺术表现的一种手法，是定型的，不能割裂开来。

我们身在数码时代，这个虚拟的时代，使得摄影与数码生存息息相关，就是一种观念手段，与邹伯奇精神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