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讲的民俗摄影，也就是指传统意义上以民俗事象为对象的文献摄影活动，是以平面的二维空间的即时视觉造型手段目击和保留民俗事象的特殊方式。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民俗摄影，从对象上看，不仅仅是指拍摄那些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生活。尽管分布在祖国大地上少数民族中的图像确实精彩纷呈，然而那些看上去很普通的人们生活的场景，其中包含有受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和审美心态影响的日常民俗，更应该有值得关注的空间。

民俗摄影从题材上可以分为：以民俗题材进行艺术创作的民俗艺术摄影；就特定社会时间段的某一地域、民族而进行的主题性的民俗纪实摄影；以及围绕一个具体鲜明的主题、用一组照片配合一定的文字完整展开的民俗专题摄影报道。其中尤以民俗专题摄影报道所体现的民俗学术文献价值、史料价值、社会认识价值等更值得重视。在具体的表现上，民俗摄影不只是记录独特的民俗事象，其深层内核在于尊重人类相伴自然、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存力，和依据美与崇高的价值观塑造生活的丰富创造力。因此而言，在猎奇之外，拍摄自己身边最熟悉最理解的民俗生活，并深入挖掘下去，就可能发现最动人最美好的东西，在主观的努力下锻造出宝贵的文化精品。

在中国摄影的历史长河中，和民俗摄影有关的重要人物，非庄学本莫属。学者蔡萌曾认为，从《庄学本全集》中大量首度公开的文献来看，他的民俗摄影不仅与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有关，更与摄影史和摄影理论研究密切相关。1934至1940年，是庄学本拍摄人类学影像的巅峰期，他考察了西康的藏、彝、普米、苗、傈僳、纳西等多个少数民族。庄学本的拍摄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记录，他凭借其高超的摄影天赋和敏锐的观察力、感知力，以及丰富的摄影经验，将复杂的个人情感和独特的摄影观看巧妙融合，不动声色地为我们诠释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当代摄影家吕楠的登场，他的《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历时8年，消耗了3500多个胶卷，从126000多张底片中精选的109幅黑白画面，组成了从一个人的四季到一个民族的四季的沉重转换。栗宪庭在为吕楠的画册所做的序言中，从人文精神的角度，做出了繁复的文本分析。四季的画面初看平淡，也有如画般的唯美。然而静坐片刻，细细感受黑白影调中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你会体验到一种沉重的呼吸贯穿其中，将观者的目光紧紧吸附过去，跟着摄影家的镜头在四季的轮回中，一起体验藏民的命运，或者说，在独特的民俗氛围中体验自身的命运——不可预知却仿佛近在咫尺。还有杨延康，这位出生于贵州安顺，现居广东深圳和四川成都的法国VU图片社签约摄影师，也曾深入到了西藏的腹地，寻找着生命中与民俗事象同步的节奏。往往有这样的可能：一些摄影家在对某个地区的长期拍摄中，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拍摄的地区成了他们生命不可分割的第二故乡。然而杨延康第二故乡可能不止一个——比如早些时候对陕西地区天主教和后来深入的藏区等。在杨延康的拍摄行为中，借助民俗摄影，意在寻找心灵归宿的通道。他的拍摄是一种个人体验式的、感性的、生活式的过程，而一般观众，所看到的也许只是表面的民俗而已。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些中国摄影家从历史到当下的延伸，让民俗摄影的话题逐渐变得复杂起来，或者引发我们对民俗摄影除了文献价值之外真正意义上的深入思考。

让我们再来到世界摄影的更大格局中，30多年前，爱德华·S.柯蒂斯沉溺于全面拍摄和记录现存的北美印第安人“所有原始部落中的众生相”的照片。从1907年到1937年，他出版了20册照片集并附有随文。他浪漫化地观察美国土著人的生活照片致使人们对他的民俗摄影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尽管他的作品在摄影术、人种志研究、艺术图书编纂等诸多领域都有无法估量的价值，柯蒂斯也因此耗尽家财，于1930年宣告破产，直到1952年去世，他一直处于贫困之中。但是，一些批评家认为，柯蒂斯的作品扭曲了时代背景。美国在西部设立印第安人保留地，既是为了把印第安人与白人社区隔离开来，同时也担负着“文明开化”的功能。因此，在柯蒂斯时代，印第安人的生活已开始受到现代生活的影响。为了表现未被白人文化“污染”的印第安人生活形态，柯蒂斯在拍摄时或要求印第安人穿戴上他们先祖的服饰，再现某种场景和仪式，或在处理底片时，小心翼翼地消除一些现代物件，如马车、闹钟、金属工具、现代服饰以及汽车和摩托艇等。还有人指出，柯蒂斯的作品片面描述了印第安人生活平和美丽的一面，却刻意回避了19、20世纪之交印第安人生活绝望的一面。

其实柯蒂斯在拍摄过程中，内心充满矛盾，他一方面感到了印第安人传统的美丽，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唯一生存的希望，就是把传统远远地抛诸脑后，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所要做的，就是留住这份美丽，为一种在他看来即将消失的文化保留一份永恒的记忆。但是从整个美国文化的策略角度出发，他的作品自然也为美国主流文化提供了一个殖民的视角，为美国历史的书写构成了一种新的遮蔽。

进入当代摄影的领域，我们看到了马丁·帕尔的登场——当年远足墨西哥的旅行所带回的民俗事象。那是一次对墨西哥当代生活的视觉语言探索，立足点放在文化的冲突上，尤其是街头的文化，介于本土的方言和全球消费品牌之间。在马丁·帕尔的眼中，这是一种强烈的、快乐的国家的视觉，在与经济方面的窘境搏斗，数百万的电视沉迷者崇拜着电视瞬间成名的英雄的诱惑。手上拿着啤酒，渴望着某一场胜利的到来——包括地区的和国家的足球盛宴。但是同样的墨西哥也是一片失业的土地，贫穷同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还是一片文盲、腐败以及不公平竞争的大陆。天然资源被污染，也在荒芜。毒品贩子的力量日益强过国家的警力。印第安人社会的隔离，有着历史悠久的积怨。墨西哥的文化批评者罗格里奥因此评述说：从西班牙征服的年代开始，土著的结构就在发生着变化。一百年来更多的人穿上了西方的服饰，成为虔诚的基督教教徒。许多人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而选择了西班牙语，迁移到北方寻找工作。他们来来去去，以他们的美元支撑着虚弱的民族经济。他们的建筑上有着卫星接收器，接受着各种外来的品牌，可口可乐、耐克、迈阿密海豚或者其他的美国影像——如果我们相信马丁·帕尔的图像。的确，对于印第安人祖先的神话般的文化遗传，已经无力抵抗外来文化的入侵，或者已经使普通人感到漠然，只有那些“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还在耿耿于怀。国界似乎已经不复存在，墨西哥似乎已经成为美国的墨西哥。

他认为马丁·帕尔意识到了这一切。他在墨西哥的不同省份旅行时，不仅从表面更是从深处注意到了民俗背后的真相。帕尔知道这里没有真正的或者说是纯粹的文化，它们都是一种混杂的产品。帕尔极尽挖苦的影像，拍摄于墨西哥的旅途中，不仅说出了全球化的影响，同时也说出了民族身份的特征。他的目光洞穿了平凡生活的表面，将墨西哥呈现在两种节拍之间。

所以，没有什么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过的。但是帕尔却给我们带来了新鲜感，仿佛他想告诉我们：看，墨西哥的本质还可以这样来描述。面对这些画面你很难不发出笑声，然而又会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但是这些都是这位英国摄影家从真实生活中的发现，他的目的并非想完全展示纯粹的墨西哥，而是露出讽刺性的微笑。帕尔给我们所带来的东西也许有点厚颜无耻，揭开了我们令人讨厌的性格一面，然而这些都是历史与文化的结局。大众文化说到底，就是一种混杂，是一种扭曲和叠加，是来自政治、市场、电视以及宗教的影响。既神圣而又亵渎，既落后又是进步，是成功也是解放，全都融合在机智与幽默中。或者你可以将其作为戏剧化的舞台欣赏，或者作为民俗的文本研究。所以尽管罗格里奥从内心并不喜欢帕尔的图像，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也许墨西哥民俗就是这些照片本身。最后，他还由衷地结语：向帕尔致敬。

从以上这些摄影家在民俗事象中的实践，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似乎都有一个话题：民俗摄影真实吗？表面的真实还是内心的真实？民俗摄影的主观介入究竟对于其历史文献而言，还有多少价值空间可言？

这里不妨再引入和民俗摄影息息相关的田野调查的手段，进一步考量民俗摄影真实性的内涵。

对民俗摄影必需的手段，田野调查的观念层面往往需要有“理论预设”和“问题意识”。专家认为：任何田野调查都不是纯实践和观察层面的，不同理论对于田野工作的定位、意义乃至收集资料的方向与内容等，都有所不同。所以，理论预设是前提，为什么选这个村、这个镇、这个地区甚至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假设之上的；其次，所要关注的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尤其重要，这也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你的理论视野和预设决定你看得到看不到要观察的东西。所谓视而不见，不是不见，而是见了也当没看见，自然不会留心，常常会忽略和遗漏一些重要信息；而没有问题意识则常常是搜集一堆的材料回来，庞杂繁琐，没有任何逻辑，建立不起关联，只能是徒劳无功，为他人做嫁衣。

在表象上，民俗学和人类学是通过田野、通过观察来截获对象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只有在理论预设的平台上，产生出理论的总问题，并对它的对象进行反思才能截获对象，即这些对象只有通过这种反思才能够被看得见。认为事实“本身就会说话”，甚至不允许掺合一点人类学家的理智，就把人类学降至记录仪的地位。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理论框架中，人们可以观察到不同的事实。事实陈述的意义依赖于社会群体所运用的不同解释框架。只有依凭于理论预设对总问题最深刻的揭示和生产，才能使我们看到各种各样以潜藏的、隐喻的或实际的形式存在的东西。

也许，做一个清醒的介入者，而非冷酷的旁观者，是当下民俗摄影借助影像田野调查的基点。正如马丁·帕尔，我们很难对他的影像做出精确的界定，你可以将其逐出严格意义上的民俗摄影的行列，但是你也难以否认他对民俗事象布满错综复杂“陷阱”的解读。他以老于世故的方式赞美生活，娱乐民俗，寻找或者擦除某些不同寻常的意味。他的影像进入富足的或是耗尽的日常生活，在有预谋的质询和戏剧化的轨迹中聚焦单个或群体的现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个人的生活目的和如何生活的方式，都被深深植入了华丽却错综复杂的影像中。

所以今天，当我们每一位对民俗摄影怀着虔诚的心态举起相机的摄影人，是否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摆脱传统的民俗摄影规划统一的所谓客观的文献价值的陈列带来的局限，如何以更为人性化的方式观察和捕捉这个世界动态的民俗事象，从而带来更为深刻的启迪？其实，历史的进程是无法逆转的，现代化的触角正以难以想象的推进力度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民俗摄影的责任并不是回避这一现实，而是通过你的镜头更好地为历史的进程提供更有价值的引导空间。从视觉文化引导力的角度去考虑，应该选择含蓄而诱发想象的表现手法，而非和盘托出不遗余力地揭示和表现。否则，简单“暴力”的拆解，不仅无济于事，反而适得其反。民俗摄影的最终目的，在留下了经典的民俗事象文献之外，是否足以让人停下来思考：为什么是在这里，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生活，让人类生活的世界和象征性的世界之间，交杂更多生存体验的肌理和颗粒，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