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陶冉：向着故乡逆行

湖北是新京报摄影记者陶冉的故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他顾不上家中还有身患疾病的父亲需要陪伴，主动向报社领导请缨，跟随北京市第一批医疗队驰援武汉。

《战疫老兵曾宪红》

1月27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发支援武汉前，曾宪红的爱人与她告别。

曾宪红朋友得知她支援武汉后，发信息让她注意休息。

2月2日上午，医疗队队员临时驻地，曾宪红提前将早餐挂在值完夜班的队友的房间门口。

等摆渡车间隙，曾宪红提醒队员们医疗注意事项。

抵达隔离区的清洁区后，曾宪红在更衣室戴上第一层口罩。

曾宪红穿上防护服。

△ 曾宪红整理防护服。

曾宪红帮助其他队员用胶布封住防护服领口的缝隙。

穿好防护服后，需要再穿上隔离衣。

穿好隔离衣后，队员帮助曾宪红在面部口罩的缝隙处贴上胶带。

队员帮曾宪红戴上第二层口罩。

在防护衣写上“加油”字样是鼓励患者的一种方法。

曾宪红“全副武装”后走向患者病区。

曾宪红在病区内照顾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

从医院回驻地的摆渡车上，经过几个小时的工作后，疲惫的曾宪红在车上一言不发。

2月2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在隔离病区工作几小时后，北京援鄂医疗队队员曾宪红的脸上被口罩和防护服勒出深深的印记。这是曾宪红作为北京医疗队队员来到武汉的第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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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本报记者唐瑜的对话中，陶冉从武汉疫情一线发来的声音，言语间处处流露着新闻摄影记者深入现场不惧险、不畏难的职业精神。

唐瑜：能简单地跟我们介绍一下，新京报摄影部这次派您“出征”武汉的经过吗？你们是什么时候出发的？

陶冉：我们摄影部目前共有15名摄影记者。1月20日，一位刚入职一年的年轻记者从武汉报道现场回来（目前正在自我隔离中），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就封城了。在疫情暴发初期，我便向领导申请，如果要派人的话，我要第一个冲上去。一方面因为我是湖北人，对武汉比较熟悉且更有感情。另一方面，我跑突发新闻的经验相对年轻记者稍微丰富一些。

还记得接到要出发的任务是在1月26日下午2点半，当时非常急，3点半到东单路口集合出发。我正在家中睡午觉，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收拾一下，准备出发。”我说，“去哪？”领导说，“武汉。”我就说“好。”我甚至没有来得及拿上换洗衣物，带够了两箱器材便与北京市第一批医疗队一起出发了。

唐瑜：您都带了哪些设备？防护用品带够了吗？

陶冉：我带了大疆的御2无机人，多个镜头和闪光灯等设备。因为这种重大事件基本上都是要双保险，以防临时出问题，我还带了两个机身。口罩和手套全部都备好了，唯独没想到那边进出医院，衣服都需要消毒。目前，因为我仅有来时穿的一身衣服，无从换洗，很不方便。

在报名出征时，我就提前买好了防护用品。口罩当时在打折，我买了100个，考虑到父亲重病，抵抗力低于普通人，我只拿了15个，剩余的留给了家人。防护服和手套也都是自己带去武汉的，为的是不给医疗团队增加负担。我尽量不找医疗队要任何东西，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一线，他们的物资非常紧张，我们要再找人家要资源那就不合适了。医护人员如果缺了防护，就没有办法再去接触病患，而病患此时此刻真的很需要他们的关怀。

唐瑜：在现场，您是如何在拍摄中做好防护的？这次防疫专题中，新京报摄影部是如何部署报道计划的，您自己又着重拍了哪些题材呢？

陶冉：我所在区域是隔离区的一部分，算是隔离区里面的清洁区，别的医院有可能叫半污染区，我们所在点就叫隔离区里面的清洁区。隔离区整个戒严，进去需要穿防护服。穿脱防护服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因为在穿脱过程中，有受污染暴露的风险，所以必须要严格按之前训练的要求进行。另外，我们的设备由于不容易彻底地消毒，因此进入隔离区便不能再带出来。

拍摄时，我必须把防护放在首位，不光是为我自己的身体健康考虑，更是为了与我每天朝夕相处的医疗队员们。我不能让他们承受任何风险，一定要保护和支持他们。

新京报此次派出的3名摄影记者，分3个主场做防疫专题报道。吴宁负责每天卫健委的发布会，李凯翔负责跑北京地坛医院等定点医院进行采访。我是北京医疗队随团记者，我的关注重点自然是在前线冲锋陷阵的医务工作者。

我是湖北人，我需要也想要为我的家乡发声。在进入封城的武汉之前，我看到了很多关于武汉的网络传闻，包括一些外地人对武汉人的误解。如今网上的各种信息很难甄别真假，这时候，更需要我们这些在前线的记者去把真实的情况报道出来。记者的使命就是不停地向外界传播最及时的消息，消解人们的恐慌和不安。

唐瑜：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在前线拍摄一定很辛苦吧？在拍摄过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画面吗？

陶冉：印象深刻的画面肯定是有的。高强度的拍摄工作，有时候一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但是与我一起出发的很多医护人员也放弃了春节休假，义无反顾地在岗位上和疫情抗争。他们跟病人零距离接触，白色的防护服内湿哒哒的都是汗水。我们的辛苦跟医护人员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

我做了一个选题，跟拍了一位年长的护士，她是北京同仁医院的护士长，也曾经是2003年第一批入驻非典病房的护士之一。她在防控传染病方面的经验相对于年轻护士来说更丰富一些，经常会给其他护士讲一些注意事项。我观察到她的眼神里透露出来的是坚强与坚定。在病房中，倘若看到患者因病痛苦，她总是希望能多做点什么，尽力与他们多沟通交流，也在琢磨以更多心理支持的办法，希望为患者建立信心。这是一条典型的人物线，我就拍她的一天，从每天早上起床去医院值守，再从医院回到酒店，最后完成了《战疫老兵曾宪红：帮孤独的隔离者重建信心》组照，并于2月4日在新京报上刊发。

唐瑜：您还参与过哪些重大新闻报道？您觉得类似报道对摄影记者的考验在哪里呢？

陶冉：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在上大学，也去当了志愿者。2012年到2017年，我在京华时报当摄影记者，在这期间，所有的重大突发事件我都参与了报道，比如马航飞机失联，我专门前往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采访。

做突发新闻记者需要随机应变能力很强，因为现场往往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如果你反应慢的话，很容易发生意外。我之前在京华时报时还做过暗访调查记者，这种应变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锻炼，在拍摄的时候，才能够游刃有余吧。

唐瑜：您在摄影工作中有什么好习惯吗？

陶冉：我父亲是摄影记者，他从小就教育我，跟我说图文并重，两翼齐飞。他还说，照片如果想让别人留存，一定要以专题为主，要学会用照片来讲故事。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是拍一些配图，内容决定我拍哪个我就拍哪个。有了一些工作经验之后，我开始慢慢地朝着专题方向拍摄了。现在，我会尽量寻找和拍摄一些自己感兴趣，并能够引起共鸣的专题，或者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专题。

父亲教导我“好照片不过夜”。当天采访的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印象慢慢变弱，我需要抓紧时间搭配起来。所以，我的好习惯就是当天拍的所有东西，就算不发稿，也会把图片全部整理好了再睡觉，这也养成了我对照片的“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