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摄影人应携手打赢病毒战“疫”
《解放军报》记者范显海跟随解放军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进入武汉武昌医院重症监护室采访拍摄。范显海供图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们有职责、有使命，要客观、真实、及时、准确地报道好相关疫情。但是，光有热情和冲劲还远远不够，如果没有有效的隔离防护，一切都将归零，甚至更糟——被感染并成为传播源，占用有限的医疗资源。
这里说的“防护”既包括采访前对于病毒传播途径、感染方式等的了解，采访过程中的“全副武装”，以及采访后的消杀隔离；也包括如何进入疫区，如何拍摄，如何安全地走出疫区并不带病毒；还应该包括拍摄设备的防护，因为拍摄设备也会成为一个病毒的有效载体。比如SARS疫情肆虐的时候，许多摄影记者就用保鲜膜、塑料袋缠在相机和镜头外面进行隔离防护，许多医护人员也使用塑料袋、一次性手袋包裹手机避免沾染病毒。我们经常说做事要“有勇有谋”，其实“防护”就是一种对抗病毒的“谋略”，远比勇气和冲劲重要得多。
与采访报道相比，记者的生命更重要。警察队伍中设有“特警”岗位，专门用来对抗火力强大的犯罪分子。我们新闻摄影行业，是否也可以参照设置一个“特摄”工种？让摄影记者平时接受一些专门训练和特殊培训，熟悉各类突发事件的防护与救助，可以从容应对突发灾害等“火力”较强、危害较大的采访拍摄。而不能让一些没有经过安全和防护培训的摄影师一窝蜂地往前冲，这样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损失和更多的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从SARS到新冠肺炎，摄影记者的拍摄设备已经“鸟枪换炮”，但是是否扛着“大炮”就可以报道得更好？有时可能适得其反。过多的摄影器材会加大沾染病毒的风险，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选取表面积小的、接口少的以及面板复杂程度低的摄影器材。现场收音时也尽量不使用易沾染病毒的设备，比如防风毛毛套，降低吸附病毒风险并减小后期清理难度。过重的设备，也会加重记者的自身负荷。在一个报道火神山医院建设的视频中，记者戴了两层口罩后，空手徒步已经气喘嘘嘘，如果再加上20多斤重的摄影设备，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在非常时期，摄影记者完全可以凭借手机一“机”走天下。2003年，非典时专业的数码相机也就几百万像素，我们都可以拍摄得很好。现如今，动辄一款手机的摄像头都已经超过了1000万像素，高感低噪甚至优于一般的数码相机，报刊刊发应该没有问题。而且，现在的传播方式也以网络和移动终端为主，读者希望获得“短平快”式的影像阅读体验，而不需要更大的画幅和极佳的画质。另外，手机在视场角、拍摄角度、便携性、灵活性、传输途径以及对拍摄者的干扰等方面，与相机相比也都更胜一筹。
与此同时，摄影记者也不应该、不能够一股脑地都往疫区扎。就像某次地震时，民众自发运送救援物质的车辆反而阻碍了生命救援通道。摄影记者应该有组织、有协调地进入核心区采访，不能进入的记者也可以在外围“有所作为”。比如关注周边的人民生活、日常防护、物资生产等等，共同记录下这次疫情的方方面面。此外，在保证救援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可以发动医护界的摄影“发烧友”。因为他们工作在一线，可以获得一手的报道；更因为他们懂得如何防护，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拍摄者被感染的风险。比如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日报社编辑出版的《百名摄影师聚焦SARS》画册的封面图，不是出自任何一家媒体的资深摄影记者，而是由时任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拍摄的。
对于疫情的采访，不能说不顾生死的冲锋陷阵就是“英雄”，把准备去急救或者疲惫不堪的医生拉过来专访一下就叫“及时报道”，而是需要考虑一下人力物力的最优配置和最小损失。在2020年的今天，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借助“无人”的方式获取影像——比如遥控无人机，为医生配备可穿戴设备，借助智能机器人，通过视频监控，在记者不进入病房区、隔离区，不给救援人员添乱的情况下，而拍摄、截取到相关画面？当然，这些新设备和新技术在投入应用之前，也要考虑到可能带来的弊端、隐患、隐私保护及版权等问题。
17年的时间，已经让新闻摄影有了质的飞跃。2003年，有些记者还在用胶片相机，拍完还要到报社冲扩；有些记者虽然配备了数码相机，但是没有台式电脑发稿，更别提随身携带笔记本。一个个记者从病房一线奔回报社，编辑见状四散走开……大大延缓了新闻报道的更新频率并增加了编辑记者的受感染风险。
现如今，借助高科技，网络上的现金支付和大额转账都可以保证安全，更何况图片采编？笔者供职的中国日报就已经利用WEBVPN技术，可以远程完成全部的“报网微端屏”采编工作，记者和编辑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移动、快速办公。面对此次疫情，许多科技公司也适时推出了远程工具，比如华为云电脑、腾讯会议等等。这些高科技技术，既缩短了新闻摄影的采编发流程，也提高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更避免了大规模的人员聚集并降低了交叉感染的风险。
发达的传播途径，快速的传播手段，使得此次疫情可以很快被公众周知，并及时采取防控措施。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别有用心的谣言和严重失实的报道，因为造假也变得更简单、更方便了。作为新闻媒体，我们有责任引导舆论，帮助受灾群众进行知识科普和心理疏导；作为摄影人，我们更有责任用相机、用镜头，记录客观真实，还击不实言论，毕竟大家还是认为“一图胜千言”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图片比视频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传播力，因为没有夹杂着剪辑蒙太奇“扰乱视听”，而且数据量较小便于传播和观看。
2020年与2003年相比，图片还是那个图片，但是拍摄设备、传播介质以及观看途径，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应对这种改变，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报纸的影像搬到网络上，并加入更多的图片就算融媒体；也不是在拍摄图片的间隙，捎带手加入视频采集就算全媒体；更不是将观看途径转移到手机和移动终端上就算新媒体……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全”、“新”、“融”呢？
“全”，就是除了要运用多种媒体表现手段、不同媒介形态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做到有机结合，形成信息报道矩阵。每一家媒体对于此次疫情的报道，都应该有一个报道统筹，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将所有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图表、数据等聚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将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等串联成一个发展脉络。而不是让所有的报道无序地、凌乱地散落在网络中。在若干年后，那些不能有机关联的报道就会成为难于被检索的“死数据”，没有相关报道印证和支撑的“无效数据”。这与家里东西无序存放而导致的找不到，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新”，就是要适应并掌握新技术在采集手段、传播介质及观看途径方面带来的变革。比如静态摄影记者转型动态影像记者，往往不注重环境音和背景音的采集与规避，需要编辑后期配音或加旁白。但是疫情的报道需要争分夺秒，稍有延后可能一些数据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又比如用手机录像不架设稳定器，在电视或大屏幕上播放时，就会放大原有的抖动，给观众造成视觉的眩晕感和强烈的不安感；再比如用专业的数码相机拍摄大场景，然后放在手机端观看，许多细节就会展示不出来，让观众感觉画面杂乱并带来视觉疲劳等等。
“融”，除了要整合不同媒介载体，也要融入读者参与。每一名观众都希望加入自己的取舍、判断、逻辑、顺序等，形成自己独特的视听效果和观看体验。也就是说，现如今的观众，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外部的被动观看，而是希望参与到影像报道的内部构建。这就需要我们加入更多的交互体验。比如这次疫情爆发后，鉴于大家春节无法外出旅游，网络上推出的“祖国500+旅游景点VR”、“100+个不用出门就能看的3D博物馆”等等，之所以在短时间内点击率和转发量激增，与它们的互动模式不无关系。
每一次突发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都会想到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应急响应机制”；但是雨过天晴后，许多计划就又会被搁置。虽然经历过SARS，但是在面对此次疫情时，许多医院都物资告急的情况下，又有多少家媒体配有充足的口罩、手套、护目镜，常备酒精、消毒液、防护服？
因此，各家媒体和新闻机构成立应急报道组刻不容缓。这个应急报道组又应该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型，分设不同的报道小组。比如地震、海啸、山洪、林火报道小组，传染病报道小组，战争报道小组等等。针对不同的突发事件有不同的特点，接受不同的防护培训、制定不同的应急预案、配备不同的应急设备。例如，地震灾害是自然阻断了内外的联系，而此次疫情是人为要求阻断人员往来；又比如山洪海啸与战争的采访安全距离和防护设备也是不一样。这些都需要区别对待。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没有时间让记者们临时抱佛脚，因此功夫应该做在平时。这既是对突发事件报道的充足“战备”，也是对于一线采访记者的较好保护，更是对前方救援的无形增援。
此外，媒体追逐独家新闻没有问题，摄影记者注重版权保护也毋庸置疑，但是针对采访拍摄的防护知识、保护措施却必须共享，这是一个关乎摄影记者性命的职业道德问题。一方面，之前有SARS采访经验的摄影记者应该主动分享，另一方面各家媒体也应该建立一个交流共享机制，及时传递针对此次疫情的采访防护知识，保护更多的摄影记者免受损害。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战“疫”仍在持续，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很多采访需要我们冲锋陷阵。让所有的媒体、自媒体、非媒体摄影人一起携起手来，提前做好相关的预案部署以及防护准备，齐心协力打赢这场病毒战“疫”！
文章刊发于《中国摄影报》·2020年·第12期·1版
作者：耿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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