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鑫琳：我用镜头聚焦战“疫”的日与夜
今年的除夕夜，我所在的解放日报社打算安排我追随上海医疗队驰援武汉。事发突然，我并没有犹豫，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即刻出发。但由于领导考虑到我有其他报道任务，就安排了其他同事。不过，那天我还是去送行了第一批出征的医疗队。后来几天，我都在上海忙于防疫报道。
江苏和上海交界处的沪渝检查站是进入上海的第一道口。1月29日，防疫人员在寒风中，为进入上海的车辆上的人员测量体温。
非常时期恰好遇上了春节，部门人手不够，我每天都是轮轴转，有时一天要做好几个采访。关于防疫主题有大有小，涉及口罩的市场供应和生产、专业隔离服的赶制、公共场所的防疫消毒、道口入沪车辆的消毒、人员的体温测量、居民区重点地区入沪人员的健康信息登记等等。还记得，上海一家企业从国外调配了一批隔离装备，飞机在凌晨2时左右抵达浦东机场，我在机场停机坪上冒着寒风拍摄，采访发稿结束后，天已经亮了。
刚参与疫情拍摄，我的主要“战场”是上海最早设立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集中医学观察点，我在这个地方驻守了很多天，用镜头记录下集中隔离点内的“日与夜”。隔离点位于一家普通的酒店内，没有专业的医疗设施，没有医院级别的严密隔离条件，从团队组建、物资筹备到操作流程，全凭一群社区卫生院的医生护士一点点摸索出来。住在里面的人，是没有被确诊的重点地区返沪人群，一切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封闭空间里，这支小团队用口罩、防护服、每半小时涂抹一次的“快消”药水，以及用一通通打到客房里的电话以及十几天来不眠不休的坚持守候，在人类与病毒之间筑起了一座坚实的围墙。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消杀。
早上八时，医生开始一个个房间地给住客打电话，询问当天早上的体温情况，从电话交流的只言片语中了解住客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
由于物理空间的隔离，录入住客的健康信息并非一件易事。所有的住客信息都是医护人员在日常交流中一点点搜集准确的。
这是李春敏来到隔离点的第一天，穿上防护服的她说自己几乎无法呼吸。
护士沈艳和李春敏把住客送上房间，并叮嘱他隔离期间的注意事项，住客对医护人员表达感谢。
住客来电表示自己测量体温偏高，护士沈艳马上到住客房间进行核实。
脱下隔离服，护士们脸上被压出了深深的印痕。
为了防止孩子误服消毒片，护士黄瑛在给住客的药瓶上标注好药名和服用指南，送到房间内。
每天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团队成员们互相给对方按摩放松。
一名8岁孩子刚刚通过了新型肺炎检测，两次均呈阴性，两名护士到医院把他们接回“家”。
每当有收到住客身体异常的通知，他们就要再次穿上一级防护的隔离服，穿越污染区的通道，走上接送病人的旅程。
我拍摄时的防护措施都由专业医护人员提供帮助，我的装备跟配置与医护人员基本一致。他们有严格的标准与规范，包括隔离服的穿脱，人和相机的消毒。上海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很规范。
我拍摄的主题是隔离，不仅仅是观察对象的隔离，也是医疗工作者的隔离。观察对象在14天的观察期里，比起真正的患者，更需要医护人员的心理安抚和防护照顾，所以我的镜头更倾向于坚守一线的医护人员。我想要描述他们在隔离点里面的工作是如何正常运转的，还想要拍摄他们专业的抗压能力、职业的精神面貌。我接触了一个社区医院的护士长，在隔离期间，她奶奶离世，她却不能送别。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很多人是第一次面对这样严峻的工作任务。在这里，他们尽量不增加人手，其一是因为新人进来需要有一个培训上岗的过程，其二是多一个人进来也就多了一份被感染的风险。采访中的诸多细节打动着我，也影响着我的拍摄内容和方向。
相机消毒
2月6日，我接到了第二天随上海医疗队——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驰援武汉的任务。这就意味着我接下来拍摄战场将从上海转移到武汉的医院——真正的疫情一线。在出发前，我考虑到尽量多准备一些装备，严格执行防护和消毒，我在朋友圈征集护目镜，当时收到了很多口罩、护目镜的支援，这让我很感动。2020年，在武汉的拍摄中，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元宵节，住宅楼灯火通明，整个城市万籁俱寂。
我每天奔波在抗击病毒的一线，见证了病毒带来的恐慌，也见证了康复的欣喜。20天了，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座城市安静的样子，也愈加怀念她嘈杂和喧闹的烟火气，希望她早日走出阴霾，恢复健康。我在这里与医疗队一齐竭尽全力，尽己所能，武汉加油啊！
2月7日，武汉，一酒店门口颇具仪式感的“迎宾”。
2月14日，武汉，一块电子屏上打出了“武汉加油”字样。
2月14日，武汉，市民晾晒的被子。
2月15日，武汉，在方舱医院的厕所吸粪的清洁工。
2月17日，武汉，一名120急救车司机驾驶着车辆疾驰在夜色中。
2月18日，患者在武昌方舱医院内孵太阳。
2月18日，武汉，市民保持距离排队购买物品。
2月21日，武汉，同济医院重症病房外张贴了一张护士画的画，为武汉打气。
2月22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一座被按了暂停键的游乐场。
2月22日，武汉，工作人员给封闭中的华南海鲜市场进行消毒。
2月24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多名患者目送一名坐在轮椅上的患者出院。
2月24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一名高三学生患者在复习功课。
2月27日，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来自上海华山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当地医院的医护正在紧张的进行着一场手术。
我曾参与过汶川地震等各种重大事件的报道，跟这次疫情报道不大一样。地震报道过程中风险是可以看得见的，哪里是废墟，哪里有次生灾害，肉眼可观。疫情报道则因为病毒看不见而包含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2月16日，武汉，自拍工作照。当天我跟随武汉120急救车运转病人，穿了7个小时的纸尿裤，4个小时的防护衣，护目镜一次一次被雾水弥漫。
我这十几年来一直身处一线，年轻时冲锋在前，更多的是把新闻理想作为驱动力。随着经验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参与此类事件的内核动力，让我对新闻摄影职业多出了一种本能的热爱。如今，面对肺炎疫情，我会更注重自身的安全，也会更冷静地思考问题、突破报道。通常来说，一个有经验的摄影记者对现场的判断，不太容易用语言去表达，那是一种长期训练有素的潜意识。
口述：赖鑫琳
采访编辑：唐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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