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显海：任何时刻我都不想缺席，拍照的都这毛病
现就职于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时政部，可以说是一位“硬核”记者。他拍摄的《沙场点兵》，展示了建军90周年大阅兵中受阅部队集结时沙场战尘飞扬、官兵动若风发的场景，体现出军事摄影阳刚向上的美学风范，该作品也成功斩获了第26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评委推荐荣誉。
沙场点兵
1月27日，中部战区总医院紧急收治了妊娠不满35周并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患者李女士。李女士的病情危重，医院组织多学科会诊，全力救治，李女士成功分娩。宝宝出生后就被送进专门为他设置的新生儿隔离病房，医护人员24小时守护。幸运的是宝宝经过两次核酸检测，并未感染病毒。3月4日，李女士从中部战区总医院治愈出院，隔离期间，中部战区总医院儿科的医护人员仍继续照顾宝宝。3月22日，战“疫”宝宝的妈妈李女士从中部战区总医院儿科接宝宝回家了。图为医护人员给宝宝喂完奶后拍嗝。
1月27日上午，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医护人员在武汉汉口医院重症监护室对新冠肺炎患者进行救治。医护人员查看患者输液导管是否通畅。
1月30日凌晨3点，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在武汉武昌医院重症监护室认真监护患者病情。
2月1日下午，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乘坐高铁抵达武汉。
2月4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收治首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患者万先生入院时不坐轮椅，坚持自己走进病房，“我要走着进去，还要走着出去”。
2月12日，武汉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二科护士吴亚玲在母亲去世第二天仍坚守岗位，在工作间隙通过微信视频送别母亲。
2月17日，军队增派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又一批医护人员乘坐空军运输机抵达武汉。
2月29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首批16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医护人员送治愈患者出院后，重返“战场”。
3月17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重症监护室窗外灯光闪烁，病房内医护人员争分夺秒救治患者。
3月18日，武汉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一名在中部战区总医院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走出病房，沐浴和煦春光。
4月5日，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清零，送最后一名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出院后，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叶洪江从院区内展板前经过返回病房。
4月9日，武汉火神山医院重症监护室清零，清洁消毒完病房离开时，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唐丽娜转身回望战斗岗位。
4月14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清零，最后出院的一名新冠肺炎治愈患者鞠躬感谢，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敬礼送别。
4月14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清零，送走最后一批新冠肺炎治愈出院患者，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刘俊丽在返回病区时兴奋地跑起来。
4月14日清晨，胜利曙光照进武汉火神山医院病区，一名当天将出院的最后一批新冠肺炎治愈患者站在病区走廊窗前沐浴晨光，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从她身旁走过时，做出胜利手势表示祝贺。
方妍：您是何时出征武汉的？行前都做了哪些准备？
范显海：大年三十晚间八九点钟，我接到了通知：做好准备，大年初一出发前往武汉。放下电话，我跟爱人说，我明天要去武汉了。说完后，我们俩都不吱声了，过了一会我问：“还包饺子吗？”爱人说不包了，我就开始收拾出发用的物品。
我常备着一个包，里面装着相机、镜头、电池、电脑等设备，遇到临时任务，可以拎包就走。除此以外，我还带了一些旧衣服。其实我准备最多的还是食物，不是自己带，而是给爱人备着。我的孩子还小，才3岁多，家里老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帮忙照看孩子，所以平时都是我和爱人照顾。我爱人最近身体不好，年前我刚带她去了医院检查，本来准备年后去取结果的。事出紧急，我去了武汉，就剩她一个人带孩子，我怕她连饭都顾不上做，就在出发前擀了6斤面条，买好了配菜，焯熟后分成小份，放在冰箱里冻好。还给她准备了300多个饺子、20个馒头，把冰箱装得满满当当。军人嘛，命令要坚决服从，难处和问题要解决好。
方妍：从最早一批来自武汉疫情的影像中看到，您是很早就进入“红区”（隔离病区被称为“红区”，这里是感染风险最高、最危险的区域）拍摄的。那是疫情最胶着的时期，大家对病毒知之甚少，您拍摄时有什么顾虑吗？
范显海：到了武汉，我主要跟随陆、海、空三支医疗队拍摄。三支医疗队分别入驻金银潭医院、汉口医院和武昌医院3家定点医院开展救治。
来武汉后，很多人都叮嘱我要注意安全，进病房拍摄更要谨慎。但摄影，必须要在现场。1月27日，我第一次进入重症病房（ICU），当时并没有想太多，就是把自己交给医生，严格遵守规定。我在ICU里碰到6个年轻的女护士，我问她们是不是军人，她们说不是，是聘用人员。我很受触动，跟她们说，你们都是战士。我心里想，我是军人，更要义无反顾。
有医生问我们这些拍照的人，怕不怕？身处这个环境，不存在怕与不怕，都是应该做的事。2月8日，我们要进入火神山重症监护室，里面收治的都是重症患者。进去前吃饭时，我的左手无意识地紧紧握着拳，我才发现自己紧张。其实，我的胆子很大，之前为拍照片一个人半夜上山，掉入江中，爬100多米的高架都没有害怕过。有同行也说，宁愿上战场面对枪林弹雨，也不愿面对看不到的敌人。
方妍：在重症病房，不仅要面对病毒，还要直面生死，您是如何调节心理的？是什么让您一次次进入最危险的地方？
范显海：1月30日，在空军医疗队进驻的武昌医院，我想拍摄医护人员夜里值班的画面，所以凌晨进去，出来时快4点，感触最深的就是这次。
在采访过程中，我对医护人员由衷地敬佩和崇拜，最早到武汉的一批医护人员每天就只休息几个小时。我去的时候，并不是护士长值班，她却要牺牲休息时间陪我一起进去。在那次采访中，遇到患者病危，我跟过去看到患者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在进入ICU前，我曾经设想过，如果遇到抢救病人的场景，大概要拍摄哪些画面。但是事情真的发生时，我忘了预想，拿着相机寸步未动。我想着患者要是被抢救过来，他动了我就拍。遗憾的是，那一次我的快门没有按下去。那时我想，我是职业摄影记者，是不要专业一些？但是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想明白。
并没有命令要求我们进“红区”拍摄。每次出来，我都想够了，完成任务了，下次不进了。可是到了下一次、下下次……我一共进了十多次“红区”，8次ICU。面对这场疫情阻击战，任何时刻我都不想缺席。拍照的都这毛病，自己管不住自己，这可能就是使命感。
方妍：拍摄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范显海：每次穿着防护设备都是浑身湿透，压抑得喘不上气。有一次我怕护目镜起雾，戴得很紧，口罩也压得很使劲，结果在拍摄过程中缺氧、恶心。我想多拍一会就咬牙坚持着，那次从病房出来后，我午饭、晚饭都没有吃下去。我和同事调侃，现在知道孙悟空为什么怕紧箍咒了。我们只是进去几次，可医护人员每天如此，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相机消毒也是麻烦事。我把医用手套剪了包裹住镜头，机身也用保鲜膜包起来，但还会有一部分露在外面，每次拍摄完都得用酒精消毒。到目前为止，我用坏了两个机身和两个镜头。2月15日，武汉飘起了雪，正好有患者出院，拍出的画面应该会很动人。但我的镜头突然不对焦了，只能扫兴而归。走到半路，我又不甘心，折返回去手动对焦、调焦，所幸拍到了不错的画面。
方妍：2月11日的本报1版，刊发了您拍摄的治愈出院患者和医生相互致敬的场景，能说说拍摄时的经过吗？另外，您拍摄了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专题？
范显海：2月1日，金银潭医院出院的患者向医疗队敬礼，医疗队也向他们致以军礼。这样的画面看起来太像摆的了，其实不是。我当时还跟同事说，百姓敬军礼的画面合不合适发出来？得到的回答是，只要是真情流露，就是对的。
2月11日晚10点多，我听说了医院重症医学二科护士吴亚玲的事情。吴亚玲的母亲当天下午突发主动脉夹层破裂，抢救无效病逝，而吴亚玲决定第二天仍要坚守岗位。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感人，当时就想去看看。新闻干事怕我的采访打扰吴亚玲，劝我不要去。“你放心，我知道新闻很重要，职业道德更重要，但我一定不会打扰她。”随后，新闻干事帮我联系了吴亚玲的战友。本想如果她还没有休息，在走廊或窗外拍张背影就可以。到了吴亚玲的住处外，几个战友正在房间陪着她，把我让进屋子后，她的战友说想问什么问吧。我说我不采访，就给吴亚玲敬了个军礼，便和她的战友离开房间来到走廊，出来前我拍了张她含泪低头的照片。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吴亚玲的住处，从她登上去火神山医院的通勤车开始跟拍。上午10点多，吴亚玲来到一个靠窗的角落，接通了微信视频，送别病逝的母亲。那天之后，我又去拍摄过吴亚玲5次，每次都尽量不去打扰她。《母亲不在，她仍在》《这一刻，她为生命坚守》等图片稿件在多家媒体发表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把新闻链接发给吴亚玲。
方妍：和刚到武汉时相比，现在的您心理有哪些变化？想好什么时候回家了吗？
范显海：疫情刚开始时，来势汹汹，我们对它是未知的，所以家人也很担心我。每天不管多晚，我都要和爱人视频，让她安心。有一次，我跟她谈我经历的事，谈医护人员的辛苦。她对我说：“你有机会能做些什么，就要做好。而我能做好的，就是带好孩子，不让你牵挂。”自那次长谈后，我也不担心她和孩子了，她也不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了。
后期疫情控制得比较好了，有些医护人员是可以回去休整的，但没有一个人提出申请。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得知他们很怕不能坚持到底，怕中途被轮换回去，大家都想着要完成使命，有始有终。这和我们这些记者想的一样——不胜不归。
待到最终战胜疫情时，我想拍一个画面：所有患者都出院后，那些空空的病房。我也想拍拍那时的医护人员，不知道他们会哭，还是笑呢。
我每年都会在述职的结尾写下同样的话：我热爱新闻摄影事业，不管何时何地何事，只要一声令下，我都会拿起相机冲锋陷阵，义无反顾！我想，我做到了这一份承诺。
文章刊发于《中国摄影报》·2020年·第26期·2版
摄影：范显海
采写：方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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