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底,我提前结束休假,从老家赶回北京。一来担心愈演愈烈的疫情会导致北京也封城,如果回不来,会很影响工作和生活。二来想着也许还有机会,能去武汉参加疫情报道。虽然没能第一时间赶赴武汉,心中一直存着念想——如果去不了,我想我会遗憾。
2月18日,我和其他三名同事,站在了武汉火车站的月台上。列车驶离,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但这安静并没有给我带来安宁,反而有一种紧张弥漫其间。车站里几乎没有人,偶尔见到几个身影,都隐没在光亮里成为移动的剪影。
走出车站,我透过口罩深深吸了口气,想要分辨出武汉的气息——那是初春的冰冷和清寂。抵达武汉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在社区拍摄封闭中的武汉人如何生活,在病区拍摄白衣天使们如何紧张救治新冠肺炎病人……时间其实过得很快。
3月9日,在武汉江汉方舱医院,在此工作的河南援鄂医疗队队员换好防护服后给手部消毒,准备进入方舱值最后一个班。
3月9日晚,在武汉市洪山体育馆武昌方舱医院,当晚还留在该方舱的新冠肺炎患者应女士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护人员曹晶磊拥抱道别。应女士从该方舱开舱之初即入住这里,与不少医护人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3月初,随着武汉众多方舱医院逐一休舱,痊愈病人出院或转到其他医院继续接受治疗,武汉战“疫”迎来新的局面和阶段。我想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应该尽可能地去拍摄能打动自己也能打动读者的照片,那应该是能表现医护人员和患者状态及情绪,以及医患关系的照片。3月9日,随着最后一批34名患者陆续走出江汉方舱医院,武汉市开放床位最多、累计收治人数最多、累计出院人数最多的方舱医院——江汉方舱医院在运行了34天后正式休舱。这天下午,我和同事早早出发,在休舱仪式开始之前赶到江汉方舱。此时,在此工作的医疗队队员们陆续来到江汉方舱所在的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广场上,他们或是穿上防护服进入方舱站好最后一班岗,或是拍照留念,在他们脸上,看到最多的表情,就是笑容。
事先与此次休舱仪式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我了解到仪式结束后,将有最后一批34名患者出院。因此简短的休舱仪式结束后,我抓紧时间来到病人出舱口,等待拍摄病人出院的场景。我希望能拍到最后一个病人离开方舱的场景,以及所有病人离开后方舱里工作人员的状态,如果能拍到方舱病人出口最终关闭的场景就更具有典型的纪念意义。
3月10日,最后两家方舱医院——武昌方舱和以中医治疗为主的江夏方舱正式休舱。3月9日晚,我来到武昌方舱医院,想要记录下最后的方舱医院的最后一夜。然而,在这里我却遭遇了前从未有的感受。
起初进入方舱医院拍摄,还算比较顺利,但随着在里面工作的时间变长,加上我前一晚只睡了不到4个小时,忽然感觉到头疼欲裂,呼吸很紧促。我赶紧坐下来深呼吸,试图调整自己的状态,虽然有一点帮助,但重新站起来工作,还是会有同样的反应,就像在高原上缺氧时一样。我对同行的记者朋友说:“在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顶,我都没有这样的状态,在武汉的地面上,我却感受了一把‘高原反应’。”因为进来拍摄机会很难得,我还是强撑着,边休息边拍照,保持一定的拍摄节奏和强度,让自己的身体慢慢适应这样的环境。可能是工作会让自己变得更加专注于拍照本身,身体的感受反而渐渐变淡了。就这样,我最终坚持到了离开,并且拍到了自己满意的照片。
3月10日,在武昌方舱医院内,即将出舱的新冠肺炎痊愈患者王先生(右)与在此工作的青海援鄂医疗队队员许国娟跳舞庆祝。
3月10日,在武昌方舱医院内,即将出舱的新冠肺炎痊愈患者张先生(右)与在此工作的青海援鄂医疗队队员马振华用江西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自制的棋盘和棋子下五子棋。
3月10日,最后一批49名新冠肺炎痊愈患者从洪山体育馆武昌方舱医院走出,运行了35天的武汉市首个方舱医院——武昌方舱医院正式休舱。方舱医院,这一在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的特殊医院,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曾经方舱内,患者与医护人员跳舞、下五子棋、合影;现在方舱外,则是浓浓的惜别之情,以及胜利的欢笑。
方舱医院的故事,只是我武汉采访经历中一个很短暂的切片。随着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方舱医院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因为其发挥的独特作用,必将在抗击疫情的历史中留下重要的一笔,我有幸记录了它的一段故事。
3月10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认定的最后一名痊愈出舱病人高先生,走出武昌方舱医院时回身向送他出院的医护人员敬礼。
文章刊发于《中国摄影报》·2020年·第33期·3版
作者系新华社摄影记者沈伯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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