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一：这场疫情让我更懂得珍惜生活
毕业于江西中医药大学的卫一，现在是北京市延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记者站的一名通讯员，主要从事健康教育宣传和卫生新闻采编工作，具体工作涉及摄影与摄像、新闻采编、节目录制与后期，以及影像资料整理、专题策划等多项内容。他参与拍摄的《烟友小船会翻》《都是胆固醇惹的祸》曾获得过国家健康科普活动的奖项。正是源于对摄影的热爱，让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不断尝试着把枯燥的医学常识和健康知识通过镜头转化成一种大家喜闻乐见的作品。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他带着相机走进抗“疫”一线，将拍摄的《战疫故事》系列影像通过“延庆疾控微服务”公众号传播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到了北京延庆疫情防控一线的典型人物和最新状况。
2月12日深夜，延庆区医院发热门诊，疾控中心郝瑞祺和队友准备进入感染科隔离病房对疑似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3月2日夜晚，北京延庆突降大雪，延庆区疾控中心流调队和消毒组的值守人员集合出发去开展疫情处置工作。
3月2日夜晚，消毒组队员刘立新在大雪中集合待命，准备前往疫点开展消毒工作。
3月7日，延庆区疾控中心消毒组工作人员张春顺在疫点进行终末消毒。
3月7日，延庆区疾控中心流调队员张镇权目送老前辈张春顺进入疫点开展消毒，心中充满牵挂。
春节期间，延庆区疾控中心实验室人员赵辉（左）、王健（中）、张莹（右）在核酸提取室通过“特殊的方式”向外界传达战胜疫情的信心。
春节期间，延庆区疾控中心实验室的张莹在进行核酸提取工作。
除夕夜，延庆区疾控中心流调队员林强、张镇权进入区医院发热门诊准备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节假日，队员申赟魁在疫点工作之余，和牵挂多时的家人报平安。
为了节省时间大家每次都会做“接龙”。
张晓寅：您是从2015年开始在北京市延庆区疾控中心记者站从事卫生新闻采编工作的，在这个岗位上除了文字采写外，你还兼做了所有摄影工作。您之前是如何接触摄影的？
卫一：摇滚乐和摄影是我生活的必需品，可以说我是被摇滚乐“喂”大的，初中时就被摇滚乐深深吸引，到读高中的时候就整天拿着“诺基亚N73”手机在班里拍视频和照片。后来，我考入了医学院校，刚读大一的时候对一切都充满新鲜感，但医学专业要读的书和各类考试很多，每天面对繁杂又深奥的临床医学课程和考试，时间长了发现很枯燥。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从消沉中解脱出来，想到了“重操旧业”正式学习摄影。那段时间，我总是泡在图书馆看摄影书籍，累了就听会儿摇滚乐打打气。2012年妈妈给我买了人生中第一部单反相机，我兴奋极了，坐在地铁上就开始一页一页读说明书。刚接触摄影的那段时期可以说是“模仿期”，模仿摄影书里的参数、用光、构图等。后来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也开始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工作后，我的业余时间全部献给了全国大小音乐节和音乐现场（Live House）的拍摄，给自己喜欢的乐队拍演出照成了我乐此不疲的事情。
张晓寅：您的工作内容使得您的照片大多都与“卫生健康”这一话题有关，拍摄这一类题材作品，有哪些特殊要求和拍摄难度吗？
卫一：因为我在医疗卫生行业，所以我对这个大环境里的人和事都比较熟悉。每次拍摄时，我会提前有一个预判，接下来会大概发生什么，我应该从哪方便入手拍摄。
2017年，延庆发现了一例H7N9型禽流感病例，我和疾控中心3名队员赶赴现场进行采集样本、消毒等工作。现场是一个破旧不堪的养鸡场，我穿好防护服进入现场把队友的工作内容和场景用相机记录下来。一个多小时后，大家全副武装地带着采集的样本、背着沉重的消毒机器原路返回，在破旧崎岖的山路上，大家错落有致地下山，我在队尾随手抓拍了一张大家的背影。后来这幅不经意拍摄的单张照片在卫生系统还获了奖。我觉得拍摄此类作品，首先要熟知工作流程，然后就是要融入情感，这样才能拍出有血有肉的照片而不是单纯的工作记录。徐峥的电影《港囧》剧情里，包贝尔饰演的、想成为纪录片导演的角色引用了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的一句话：“我不能干涉我被拍摄物体的客观性”，我觉得这句话适用于每个行业的纪实记录，拍摄者不能为了自己理想的画面去干涉、改变被摄者状态。
张晓寅：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北京各区也相应启动了疫情防控机制。延庆可以说是北京疫情防控做的比较好的区县。您在这期间接受了哪些拍摄任务？又拍摄了哪些内容？
卫一：这次疫情爆发后，我被分到了宣传组。起初我基本上都是和流调队的同事们去医院发热门诊等一线拍摄医护人员的工作情况，当时就是看到什么拍什么。因为要快速科普一些疫情期间居家防护的知识，于是我就想到利用抖音平台，每天录一些防病小常识然后用疾控中心的抖音号推出去。后来随着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越来越多，也发掘出很多感人的优秀事迹，我就开始用跟拍、采访的形式拍摄典型人物的工作。他们都是防疫战线里的佼佼者，我把他们的故事汇集在一起编辑成了几期《战疫故事》系列,拍摄内容以微视频和组照呈现。
我记得在拍摄《战疫故事》系列时，有一天晚上我和队友去了辖区医院发热门诊，当我戴着口罩向护士表明身份时，她有些吃惊，眼睛瞪得很大，虽然隔着口罩我也能想象到她惊讶的表情。她没想到我会冒着染病的风险，只为了拍照片。
张晓寅：《战疫故事》经发布后，取得了哪些反响？你觉得影像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会起到哪些作用？
卫一：我觉得影像最本质的意义就是记录，拍《战疫故事》和其他组照的初衷就是记录队友们在疫情期间的画面，并没有想刻意去“卖惨”博取关注。当时是拍着拍着发现有很多故事可挖掘，于是就有了讲好疾控故事这个想法。《战疫故事》发布后，被很多人转发，还有的看了以后主动捐赠食品以及应急物资，更多人通过《战疫故事》也了解了疾控中心这个职能部门到底是做什么的。我记得单位前辈曾说非典期间就是因为没有人系统地去拍摄，导致十多年后没有影像资料去观看或者回忆。在这个特殊时期，我想通过作品为我们的工作定格一些瞬间，多年后再回看一定会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也想让更多人能了解应急保障部门工作的重要性。
张晓寅：在疫情防控期间拍摄，你们也经历了很多艰辛和不易吧？
卫一：从春节前夕疾控中心全员停休，单位两位负责消毒工作的前辈本来4月份正式退休，接到消毒任务后背起几十斤消毒液开始奋战，两个人年龄加一起120岁，可身手依旧敏捷。我们在采访疾控中心检验科科长的时候，她流着泪说：“检验科都是80后90后，他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做核酸检测实验，一做就是七八个小时，从不抱怨，也不会因为家中事情耽误工作，我很心疼这帮孩子，也为他们感到自豪。”和我一样大的队友是个叫佳佳的姑娘，疫情期间她犯了急性阑尾炎，大夫叫她住院，但是她还是靠输液和吃药挺了过来，几天后又回到队伍继续工作，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张晓寅：近年来，您的采写和拍摄工作主要集中在健康科普、医疗惠民政策解读等内容上。相较于之前所做的工作，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您带来的感触有哪些？等到疫情过去，你有什么新的拍摄计划吗？
卫一：以往的工作更多是提前约定好的采访拍摄，而这次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我最大的考验就是要第一时间准确、有效地传递出大众需要的科普知识和正能量的事迹。
这次疫情也让我觉得更应该多陪陪家人，以前基本上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自居，疫情让我除了工作就是待在家，以前自己一个人生活久了感觉有些麻木和自私，这段时间和家人一起生活，大家放下手机面对面聊聊天挺幸福的。有人说“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到来。”疫情让我更懂得如何认真过好以后的每一天。我通过拍摇滚音乐现场认识了很多朋友，他们有趣且真诚，有个性，懂得独立思考。我之前已经拍过不少摇滚乐队的演出和幕后照片，之后还打算继续拍摄下去，希望能更好地将摄影和摇滚乐融合起来。
文章刊发于《中国摄影报》·2020年·第20期·2版
摄影：卫一
采写：张晓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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