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战地摄影记者手记 | 沈伯韩：贴近他们才能贴近生活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新闻图片在媒体报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何记录突发事件，成为了令全世界摄影记者绞尽脑汁的问题。除了要对错综复杂、稍纵即逝的事件当机立断，抓取典型瞬间，还要进行快速、全面、准确地新闻报道，用新闻图片还原现场，用图像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在面对抗“疫”的过程中，媒体从业者们用自己手中的“武器”记录下了那一幅幅令人感动且又真实的生活瞬间。
——编者
沈伯韩，新华社摄影记者，2004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新华社工作，曾任新华社摄影部图片编辑、莫斯科分社摄影记者。曾获第74届全球年度图片奖（POYi）肖像组照类卓越奖、第27届中国新闻奖新闻摄影类二等奖、2014年度新闻摄影“金镜头”评选体育类单幅金奖，作品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第24届法国佩皮尼昂维萨摄影节、中国大理国际摄影节、中国丽水国际摄影节、北京国际摄影周、中国摄影展览馆、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北京今日美术馆等展出。
我从接到去武汉的正式通知到2月18日出发，只有不到两天的时间，2月17日我还在北京做了一个关于线上教学和学习的采访。因为不知道会在武汉待多久，我想还是尽可能把器材准备得丰富一些，以应对不时之需。
2月29日，消毒人员在给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消毒。
每次接到任务，我都会根据当时的采访和拍摄内容来选择所使用的器材。采访普通新闻时，为了更快地做出反应、拍下画面，我通常会随身携带2个机身，搭配EF 24-70mm f/2.8L II USM、EF 70-200mm f/2.8L IS III USM镜头。如果是去医院采访，情况相对有些复杂，病房空间比较狭小且室内光线较弱，此种情况下我会再带一支EF 24mm f/1.4L II USM。
在武汉期间，进医院拍摄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那就是相机和镜头如何进行消毒，从“红区”走出来，必须先将设备消毒才能带出。起初我的做法是用保鲜膜把设备包裹好后带入“红区”，出来时先用酒精把保鲜膜包裹着的设备仔细喷洒一遍，然后去掉保鲜膜对设备进行一到两遍的喷洒消毒，最后再用清洁的医疗垃圾袋装好被摘下保鲜膜的设备放进汽车后备箱带回驻地酒店，临睡前再将相机从袋子里取出，放在洗手间用紫外线灯照射至少1个小时以上。由于包裹着保鲜膜，很影响相机的操控和对于拍摄结果的查看，后来我放弃了这样的做法，每次使用前后直接用酒精对相机进行全面“消杀”。在武汉期间，我就以这样的“消杀”方式，“暴力”的使用了两台佳能EOS-1D X Mark II相机和所有的镜头。
因为疫情的原因，人与人的距离和关系，都有了某种微妙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很多东西都变得不那么一样了。这是我在武汉感受到的很强烈的一点，也是与其他报道很不一样的地方。我曾参加过玉树地震报道，那也是一次很大的灾难和旷日持久的报道，但在那里，高原清透的日光照射之下，很多东西都是明朗的。而在武汉，总像是有层雾隔在眼前，使我很难真正去深入了解某个人。尽管我时刻都在提醒自己：不要只是流于记录眼前的光影、表象，要想办法去深入深入再深入，但最后回看照片，在拍摄的深度方面，还是不那么令自己满意。
3月9日晚，在武汉市洪山体育馆武昌方舱医院，江西支援湖北医疗队员胡佩在熄灯后巡视，查看病人休息情况。这是最后的方舱之夜。
3月13日，武汉得胜桥，居民透过封闭围挡的缝隙向外张望。
在武汉的日子里，我几乎每一天都在提醒自己：这可能是你在武汉工作的最后一天，你不能浪费时间。所以，在完成既定工作之余，我在体力、脑力能支撑的前提下，尽量去到不同的地方，尽可能广泛地去观察那座城市，感受那里的氛围，接触能接触的人，尽可能多地去和他们聊天，去了解他们的境况，并通过自己的镜头记录自己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发生过的一切。我不求能出经典照片，但求能拍下留有鲜明个人印记的照片。
3月18日，武汉，一对男女在东湖凌波门的栈道上休闲，拍摄傍晚时的美景。
3月18日，武汉金银潭医院，在ICU值班的浙江省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和一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好，武汉对于人们居家隔离的政策也在调整和变化。街上逐渐出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有出来放风透口气的，有在家待了很久想要买点自己喜欢的小吃的人，也有很多是为了生活不得不从家里出来的人。在采访的过程中，有不少人见我举起相机，第一反应大多都会说：“你不要给我拍了上头条啊！”每到此时，我就必须要做好解释和安抚，想办法通过与他们聊天，慢慢让他们接受我这个举着相机的陌生人，然后再伺机继续按动快门。当然，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态：出来讨生活不容易，尤其是在疫情之下，只求平平安安，不希望因为一张照片的传播可能会带给他们麻烦。因此，有些人对于镜头是抗拒的，甚至是有敌意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能在不引起他们反感的前提下，多记录眼前的人与事。
4月22日，武汉得胜桥光玉理发店的杨光玉老先生戴着自制的抗“疫”面具在为顾客理发。
从2月18日抵达武汉，到4月25日离开，我在那里整整待了68天。这是我除了家乡、北京以及驻外工作以外，在一个城市连续停留的最久的一次。它将在我的工作乃至人生经历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文章刊发于《中国摄影报》·2020年·第37期·9版
图文：沈伯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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